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，因家境穷困，七岁就去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。十四岁进洋行当小茶房，后来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，担任高级职员。当时杨延修白天干活，晚上进夜校补习，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杨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，参加了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时，杨延修参加抢救战区难民的工作，支援十九路军抗战。
淞沪停战后，杨延修继续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。在抗日烽火中，杨延修经受了斗争的考验，在193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杨延修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，长期在敌人统治区进行特殊的工作，直至新中国成立。
1933年，卢绪章、田鸣皋、张平、郑栋林和杨延修五个人凑了300元办起了广大华行，在邮局租了个邮箱，开始用邮寄的方式做生意。通过这种方式经营，杨延修逐渐积累了一些资金，扩大了规模。后来，办公地方从小小的亭子间，转到宁波路香港办事处，员工也增加了。
1937年，中国军队撤离上海，上海成为“孤岛”。广大华行开辟了代客运输路线，从香港到越南海防再转到昆明到贵阳，从重庆一直到西安兰州，还将路线拓展到苏联。随着运输量的增长，运输路线的拉长，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大，后来不但做西药，还做起纸张等生意。
1939年到1941年，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政策，使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党员人数大减。面对严峻形势，党中央指示将广大华行改建成党的第三线秘密工作机构。
杨延修在商言商，当好“资本家”，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，甚至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买卖黄金、美钞；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而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；通过孙科与苏联做生意。广大华行在旧上海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为党积累了大量资金。
周恩来对广大华行的党员专门提过要求：你一个党员在白区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；你要当好这个资本家，就要当得很像大老板，要住得很像样；和资本家交际往来，可以打牌，但是不要跟他们去腐化，同流而不合污，出淤泥而不染，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质。
抗战胜利后，广大华行迁回上海，杨延修奉命抢先赶回上海筹建广大华行总管理处，并先后创办上海广大药房和中心制药厂。
共产党为了接管与管理上海，党中央、华东局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，早在思想上、组织上和物质上，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部署和准备。1949年3月，杨延修坐船秘密离开香港，到北平社会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，明确了在全国胜利后，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中，要努力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。杨延修到天津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有关接管沿海大城市的调查研究，以及实地考察。4月20日随解放军南下，到南京参加第二、三野战军会师大会后，随陈毅到丹阳参加接管上海的集训。
直到2017年元旦离世前，杨延修一直记得陈老总的教导：接管上海必须以“安定人心”为主。进城纪律是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。一个执政者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，也就是如今的“以人为本”的主导思想。在排除了各种抵触情绪后，陈老总作出“部队不住民房”的决策。这一决定，是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一个极好的“见面礼”。上海广大市民深感敬佩。当时，上海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荣毅仁目睹了解放军冒雨睡在马路旁，又看到解放军在路上指挥车辆时和蔼有礼，极为感动。他回到厂里，马上决定设法开工，以实际行动支持上海的解放。上海人民把解放军称为仁义之师。他们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称赞，也为上海接管工作开创了良好局面。